萧红之墓葬于香港九龙浅水湾,新中国成立后迁移至广州城郊公墓。这个才女的短促一生中,不仅凝聚了中国文坛的许多往事,还留下一些文史学家待解之谜。因而在几年前的夏天,笔者应邀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学之际,忙里偷闲,特意走访了呼兰县的萧红故居(今天已划入到哈尔滨巿郊之内)。
萧红故居庭院深深,站在她居室后花园的瞬间,一个长久盘踞在我心中的问题,见景生情地突然迸发出来:如果萧红不是英年早逝,活到现在该是什么样儿?她落生于1911年,到21世纪之初,她该是位百岁高龄的老人了;从形象上推断,她一定是个白发苍苍、脸色清癯的老人;以她少女时流露出的才气而论,她不会是只留下几本著作的作家,一定是一个著作等身,可以与文学大师们媲美百花园中的玫瑰。可是人的命运不同,她只活到1942年1月22日,在31岁的大好年华时,便因肺病在香港九龙香消玉碎,与人世永别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同一只掠过长空的孤雁,留下几声凄楚的哀鸣。
我是青年时代开始接触萧红作品的。当时,我只是从文字中认知,萧红曾是那一代文学天空中的一弯镰月。大自然的天宇与文学的天空一样,有圆月和镰月之分;那些月圆如盘的作品,固然留给人间明丽的色泽,但一钩如镰弯月的文字,却有着诱人思念和遐想的空间。从文学的内涵来说,银月留给人的印象,是短促而透明的,而夜空中一弯镰月,却能让人思念于永恒。萧红属于后者。记得,我读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人的作品都是描写战乱年代东北百姓
生活的,萧军的作品使我热血沸腾,产生一种立刻拿起枪来走上战场的激情,而萧红书中的文字表达,让我如听到国土沦丧后国人如丝如弦的低泣,让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按说,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文坛硬汉,与阴柔情致的少女结合,应该是天下为完美的结合,但是不知为何,这种结合犹如天上的流星划过夜幕,他和她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短短6年时间,就匆匆分开了。何故?也许是天下的文人都是性情中人,文学彼此相吸之力,小于性格上彼此相撞之力的缘故吧?
萧红故居,没有略去这段文学史话。室内除去陈列着萧红和萧军的著作之外,墙壁上悬挂着当年萧军与萧红年轻时,在冰雪之城哈尔滨和海滨之城青岛的生活
照片和画像。因年代久远,有的照片已经变了颜色,让观众难以准确地捕捉到她的神韵了,但耸立于庭院花坛中的萧红汉白玉石雕像,可以弥补这种不足。雕像中的她,身着古式旗袍,颈上围着一条围巾,手下腿上放着一本书,神态安闲地坐在一块长石之上。面对这尊石雕,与我同来萧红故居的中央电视台的友人,竟然失态地惊叹了一声:
“啊!真美”
“文如其人,她的文字同样动人!”我说。
端坐在花坛中的萧红,目光安详地远望着,似在穿越小镇上色彩斑驳的老屋,遥望着从村边流淌而过的呼兰河。少女时代的萧红,是非常喜欢呼兰河的,不仅萧红故居讲解人员如是说,有关她的传记也是这么写的:家中爱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他常常带着萧红到河边嬉戏放舟。因而,当她拿起笔来抒发情怀的时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呼兰河的深深依恋。小说《生死场》里,有它的身影,在散文体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更表现出她对故乡这条大河的一往情深。昔读萧红传记,传记中写到《呼兰河传》的收尾部分是在动乱的香港九龙完成的。而当时她的肺病已然发作,萧红是在病痛的煎熬中,完成后一页手稿的。没有对故乡呼兰河的梦里相思,何以会让病魔附身的弱女子萧红产生那么大的冲刺力量?之后,她又强忍哮喘带来的呼吸困难,写出了小说《小城三月》,其中的故事人物,都与生她养她的这片北国小镇,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而可以视为她告别人世前,遥望北国家园后一瞥深情的眸光,寄往故乡的后一封情笺。
萧红的宅院落成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算是呼兰河畔的豪门之一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迁,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她的故宅早已凤去楼空。直到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的1984年,当地政府为了追念这位才女,才动员住户搬迁出这座古宅,建立萧红故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被拆除的大门门楼以及昔日套院内许多陈设,虽已无法完整地复原如初,但我漫步在由光滑石块铺成的通道上,心里仍然感悟到这座古宅往昔的迷人风采:古磨房里的碾子和磨盘,土炕上木制的炕桌,她用过的文房四宝,甚至连同她少女时期,用以对镜梳妆时的木梳和镜子,都被家乡人千方百计搜寻了回来,摆放于她昔日的卧室之中。萧红家境虽然属于当地的富裕大户,但她的童年生活并不都欢快,特别是她十岁丧母之后,由于继母对她缺少应有的关爱,少女时的她常常陷入孤独之中。家中疼爱他的人,是她的祖父,但祖父身兼县里教育局长的官职,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萧红是在冷暖两股气流中长大成人的。之所以后来在萧红身上,既有温柔腼腆又具有不屈的叛逆精神,童年的冷暖遭遇,是她性格的具体成因。如果没有后者,萧红生活的道路是难以猜测的正因为她叛逃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只身到了哈尔滨,才与萧军有了相识的机缘。1932年,她写信向当时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求救,该报副刊委托萧军前去探视她,于是萧红与萧军的生命情话,从一个名叫兴顺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
关于二萧的相遇,骆宾基文章中曾留大意如下的一段文字:当萧军出现在那间旅馆客房时,让萧军眼睛一亮的,除去站在他面前的纤弱而美丽的女孩之外,萧军还看见了摆在木桌上萧红的生命自白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她曾逃婚到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萧军是从她的命运的自白诗中,认知萧红的痛苦与潜在文学天赋的。从此,二萧开始了文学与婚姻的悲欢离合。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缘分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与萧红前前后后有着姻缘和友谊关系的萧军、端木蕻良,以及萧红在香港病危弥留时期,在她身边照顾她44天的骆宾基,与我同在北京作协为专业作家。他们是前辈长者,我是后来人,虽不
方便直接询及萧红与他们之间的往事,但在几年的接触中,对萧红的过去还是窥知一二。其中,与萧红渊源深的萧军,因为受到过历史的冲击,与我的命运十分近似,因而与我无话不谈特别是我与萧军的家,一度时间内同住在一个小区,来往便多了起来。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吃我母亲做的红烧肉,在餐桌之上谈起往事,话锋不知怎么转到了萧红身上。我借着酒兴询问萧老说:“在我心中,您和萧红是阳刚和阴柔完美的结合,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在西安分手的结局?”
萧军反问我说:“你们后来人是怎么看的?”
我犹豫了起来。因为当代文学史料中,对此说法不一。
“你要讲实话。”他说,“我萧军一向直来直去。”
我说:“是不是因为您‘太男人’了,让她感到……”
“这是我的个性,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比如我总想扛枪去打游击,她则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怎么对你说呢,人都是性格悲剧,当两个人感到彼此难以适应的时候,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萧军似乎不愿再多说下去,我也只好就此刹车因为这些往事里,深藏着他的欢乐与忧伤。
这个记忆说来十分深邃。后来在骆宾基老人家里,也听到了近似于萧军的回答。其间,我没有询问过端木蕻良老人,问他何以在萧红困难的时候,在香港离她而去?之所以如此,我猜测他内心里一定揣有世人难以详知的隐情作家都是富有良知的人,他何以会对苦命的萧红如此绝情呢?!瞧,当年东北作家群中的三个作家,都阴差阳错地与才女萧红的感情世界,先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萧红落生于1911年农历端午节,而这一天,在历史上正好是诗祖屈原,自投湖南汨罗江的祭日。生连着死,死连着生战乱年代中如一片孤叶,在中国南北飘零的萧红,却演绎了文人另一种命运的悲苦。据文史资料记载,鲁迅先生生前是十分珍爱萧红的文学才情的,在她的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时,特别为她写下了序言。但是萧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大好年华的31岁,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因而,当萧红故居的管理人员,让我签名题词时,我写下了如下的两句心声: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
至此,我的心似已坠入高山的谷底。心情变得沉郁之后,呼兰河似乎也改变了色泽来萧红故居途经呼兰河畔时,那喧闹的波浪在唱歌;当我在黄昏斜阳中告别呼兰河时,我听到它的每一束浪花,都像是无言的低泣。1942年至2012年,才女萧红已然辞世70周年了,忆起当年走访她故居时的许多情景,耳畔依然回荡着呼兰河呜咽的波涛……
作者:从维熙
(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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